今年，是中國第一所大學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創辦120周年。我們之所以進行紀念，是因為大學堂的出現，代表了近代中國社會對傳統教育體制的最早突破，也代表了教育領域涌現出不容忽視的新價值取向。
中國是在19世紀中葉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被卷入近代漩渦的。那時雖然出現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多數人卻固守著“中國文物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的觀念，所以早期引進的都是西方近代軍事工業或與軍事有關的各類學堂；因為機器和技術可以買來，但掌握機器和技術的人必須自行培養。以直隸總督李鴻章而論，最初的育才法不外是“選學童送美就學，遣生徒游學英德法諸國，在滬奏設外國學館，駐津奏設水師、武備、管輪、電報、醫術諸學堂”等等。歷史有時就像一次痛苦的遠征，很多變化往往停留于膚淺的現象層面，在深刻的體制層面還是依然故我。
不久這種觀念終于出現了轉機，這緣于1872年開始的留美幼童陸續撤回。究其原因非常可笑，由于“各生謁見時均不行跪拜禮”，以致惹怒了留學監督，認為“各生適異忘本，目無師長，固無論其學難期成材，即成亦不能為中國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據此上奏清廷：“留美學生洋化甚深，言語激烈，請予召回。”李鴻章聞訊立即提出折中辦法，“已入大書院者可留美卒業，聰穎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漸撤回”；并搬出了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和駐京公使安吉利，說他們都認為“留美學生頗有長進，半途中輟，殊屬可惜”，但無濟于事。
不過此事促進了李鴻章的覺悟，1882年他給同僚的一封信中提出，“西學必有實用，要自語言文字入手”。他還身體力行，1886年從山西聘來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丁家立為家庭英語教師，對“兩幼子、長孫……課以泰西語言文字”。同年，命津海關道周馥“建博文書院于天津，招學生習洋文”。在李鴻章默許下，稅務司德璀琳利用中外人士的捐款在大營門外梁家園建大樓一座供博文書院使用，還準備聘任丁家立為校長。無奈社會對這樣的新事物不肯認同，就連清廷六部尚書也都把西學看成是鬼子學，博文書院終因阻于浮議，陷入擱淺。丁家立在等待任命期間，見基礎燦然大備，于是自行成立Tenny's College即丁家立書院（漢譯中西書院）為中國學生講授英語及西學，成為天津第一所不帶宗教色彩的近代學堂，直到北洋大學堂的成立，丁家立被聘為總教習。
冬天雖然不愿離去，春天卻已悸動，學習西方文化知識逐漸成為流動在人們心中的潮流——1891年同文館受命為光緒皇帝講授洋文，1895年最終有了北洋大學堂的創辦。據后來被聘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丁韙良講，戊戌維新期間，李鴻章在苦悶無望的仕途掙扎中對新政不置可否，“惟設立大學堂一事……認為最關重要”。因為這是一個時代的表達，而且不僅在形式，更在于內容。不幾年后，中國傳統教育史上一抹灰色陰影被最終揩去，流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徹底廢除，各級學堂被認定并納入中國的主流教育體系，沿襲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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